蔡长运:向毛泽东学写作

蔡长运:向毛泽东学写作

下面这段话录自于《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细读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写好书、写好文章、写好材料的最根本的方法:

1.写书、写文写材料,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

2.要学习理论,也要深入实践,两者要结合起来;

3.要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在谈及纠正文句缺点时写道:

“一切较长的电文,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泽东拿出某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以此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意见。他说: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穿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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