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满:《人民的名义》:当前社会生态的全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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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进入了大结局,剧中人物各自有了自己的命运归宿,但对社会来说,社会不公仍然存在,贫富差距仍在加大,在资本与劳动的对比中,资本更容易获取财富并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劳动却越来越变得廉价,如果社会一直鼓励资本光荣而劳动卑贱的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是不会变得更美好的,社会的丛林化会依旧。

  周梅森编剧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之火超出了所有人预期,这部电视剧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反腐,更在于让我们深刻反省改开以来中国社会生态是如何演进的,这部剧是改开以来中国社会生态的全景展示,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没有回避,让大家在痛恨腐败的同时对中国的未来前景仍然充满着期待。

  能够让《人民的名义》制作和播出本身就体现了敢于面对改开过程中出现严重问题的勇气,腐败不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生态,腐败与反腐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社会生态是怎么生长成今天这种局面的?我们的各项政策是否出现了某种偏差?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所进行的这场反腐败斗争实质上是对改开以来出现的许多问题的纠偏,中国要重新走上正轨,要重新健康发展,要让改开不再成为某些权贵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要让改开成果真正惠及人民,惠及普罗大众,惠及普通老百姓,要树立起正确的改开观,我们改开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某些权力拥有者进行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而是为了公平公正的分配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

  这部反腐大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反腐败这个主题,现在我们需要反思的应该是如何让我们的社会生态走出丛林,回到阳光下,让所有的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不仅仅是被监督,更在于回归权力和政治的本源,所有的权力都来源于人民的托付,所有的权力都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我们的政治本源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利益集团谋福利,我们的权力机器是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少数权贵的,应该把权力关进笼子。要还权于人民,就必须让权力拥有者不敢恣意妄为,做到“伸手必被捉”,做到“正义不会缺席”,做到权力运行透明化,对权力拥有者的监督制度化。

  《人民的民义》全方位揭示了中国改开以来所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真实展现改开以来社会生态的电视剧,尽管剧中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的情节触目惊心,但现实社会生态却比剧中的情节更严峻更残酷,用你死我活和生死存亡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这部电视剧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是在一段时间里社会生态被玷污,正气被压制,人民被代表,利益被剥夺。剧中原省委书记、现副国级领导赵立春虽然自始至终没有出场,但以其权力影响力构建的一个权力生态圈却笼罩并影响着整个汉东省的政治生态,赵立春将汉东省变成了他的家天下,通过在国有企业汉东油气集团中培植家臣刘新建来达到将国家资产据为已有的目的,仅刘新建向他家输送的好处就达三十多亿元人民币,另外又通过月牙湖美食城项目获得巨大利益,整个国家的财富就在他们左右手的游戏中被转换成了他们家的私财,赵立春作为红手套,他儿子赵瑞龙作为白手套,加上赵立春的前秘书、干儿子、汉东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新建,以及具有黑社会性质、黑白两道身份的程度,还有被他们拉下水的现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共同构成了一个权力生态圈,金钱、美色、权力交替上场,人民变成了那些在低矮的信访窗口既不能站又不能坐还不能蹲的人们,变成了大风厂被剥夺了股权只能从窗子爬进厂房偷偷工作的工人,而整个权力机器都有他们的保护伞,从赵立春开始,到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从省公安厅厅长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到区公安分局局长,当这些人形成一股腐败势力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态还能清白吗?这样还能为人民服务吗?

  二是权力与奸商勾结,国家和人民利益被公开鲸吞。一方面是赵瑞龙这个官二代与其父赵立春所代表的权贵,另一方面是高小琴与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省高法副院长陈清泉、京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肖钢玉构成了另一条政商关系主线,他们将大风厂十多亿资产通过非法手段变成了山水集团的资产,不仅鲸吞了国有资产,而且鲸吞了大风厂职工的股权,种种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情状既超越了国家法律、还逾过了政治规矩,更突破了道德底线,官商勾结劫掠国家和人民已经不是一般的腐败,而是要将整个改开成果据为己有,变成他们的私产,而人民却在重新沦为无产者,成为改开的牺牲者。

  再次,在这场社会变质、政治变异、财富变姓的过程中,一些家庭关系的变态令人震惊。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曾经是一个受学生尊敬的大学法学教授,但进入权力场之后,经不起女色诱惑,抛弃了同是大学教授、明史专家的吴惠芬,而与一个被精心包装的农家女高小凤谈起了什么明史,这简直成了一个喻言,更可悲的还不是高育良的虚伪,而是吴惠芬的悲剧,她为了自己的面子和所谓的自尊而与早已离婚的高育良住在一起,而且成了高育良种种恶行的帮手,高育良从大学讲台的出走,高育良和吴惠芬知识分子人格的沦丧,体现了这个社会的沦落已经不是官员腐败那么简单,而是对知识分子人格与尊严的毁灭,在一个社会中,当一个知识分子一群知识分子甚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堕落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社会变得绝望的时候。还有祁同伟的妻子梁璐同样是一个大学教师,最后也成了权力场中的牺牲品,他与祁同伟之间惊艳的爱情故事不过是一场权力置换的结果,他们的爱情乃至他们的灵魂都在祁同伟那惊天一跪中死亡了,他们虽然维持着婚姻,其实那不过是相互需要的欺骗。还有高育良和高小凤之间的虚幻婚姻,祁同伟与高小琴之间充满着利用与被利用的非法婚姻,都让我们发出一声声叹息。这里无论是婚姻还是爱情都充满了虚伪,充满了金钱,都笼罩着权力的阴影,在可怕的金钱和权力辐射场中,爱情和婚姻都变成了可怜的牺牲品。

  四是权力的商业化与财富的政治化导致整个社会阶层分化和固化。大家都在问《人民的名义》中谁是真正的人民?人民是否还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尽管这部剧中有许多像陈岩石、易学习和侯亮平这样充满正能量的人物,但也不能不说这部剧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前些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社会政治生态的恶化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社会底层的人们越来越难以进入上一个阶层,这种社会阶层之间进出通道的阻塞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的不满,一个是对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一个是对中下层社会晋升通道不畅的不满。如果一个处于社会中下层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与处于社会中上层家庭的人不能处于平等的竞争位置,那么迟早会产生重大的社会矛盾,当赵立春、赵瑞龙父子这样的权力家庭可以胆大妄为、肆意横行、无所顾忌、不受惩罚的时候,遭殃的必然是老百姓,这可能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老百姓永远无法改变他们的身份,社会分层被法律化,被习俗化,有钱有权者永远是有钱有权者,永远是社会的享受者,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永远没钱没权没有社会地位,永远是社会的牺牲者,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会导致他们看不到希望,绝望往往是形成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不怕没有权,也不怕没有钱,而怕社会不向大家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当我们通过改开而将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分配模式固化的时候,当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失去改变命运机会的时候,就有点像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所描写的场景,结果像祁同伟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就会出卖自己的爱情而去与梁璐父亲的权力联姻,当他们拥有权力和财富时因为害怕失去权力和财富而变得更加疯狂,像王文革这样失去股权的大风厂职工因为再也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只能铤而走险。我们应该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和环境,即通过劳动能够致富能够改变命运,而现实却告诉我们,资本和权力更容易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这就把社会和人性引向了歧途。

  五是一个社会除了权力和财富,还应该有更多美好的东西。《人民的名义》所描写的社会现象具有某种典型性。在剧中,像高育良这种曾经被学生视为偶像的法学教授一旦触及权力、金钱和美色,就会变得无比的肮脏,就会现出丑恶的灵魂。像祁同伟这样的农家子弟也会为了权力和财富而甘冒风险。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应有更美好的东西,幸福不仅仅来自于权力和财富,这是我们需要树立的人生观,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他应该从更多的人生追求中获得幸福而不仅仅是权力和金钱,知识、学养、创造和读书及更丰富的娱乐都可以带来幸福,剧中有一个场景会让我们印象深刻,那就是高育良反复地去挖他院子里的那块地,当他深陷官场的染缸而不能获得快乐的时候,挖地或许就是他的幸福,既如此,我们何不一开始就去挖地呢?对高育良来说,或许一辈子都当他的法学教授是最幸福最受人尊敬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可他偏偏离开了讲台,走进了政治圈,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因为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他的幸福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最后只能在大狱中度过余生。还有赵立春,如果当初把当官当作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权力,那么他的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可结果是他拥抱了诱惑,拥抱了贪婪,拥抱了邪恶,拥抱了无耻,最后他被判了无期而他儿子被判了死刑,他们获得了幸福吗?当贪婪燃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后必然点燃自己,因此我们应该把权力当作一种责任来敬畏,把财富当作一种陷阱来防范。幸福绝不仅仅是权力和财富本身,可现实却鼓励大家无限的追求权力和财富,这必然导致这些人灵魂的崩溃,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享受,而只有过度的欲望,最后被欲望之火贪婪之火焚身,祁同伟就走向了这一步,为什么会有人同情祁同伟?就因为祁同伟从一个缉毒英雄变成了一个残害社会的帮凶,他好不容易从社会底层爬到了社会中层,最终还是倒下了,这的确是一个社会悲剧,但假如他通过正当途径和手段获得权力和晋升,哪怕不当副省长,甚至不当公安厅长,他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可他一开始就走向了不归路,他采取的方式是与权力联姻以便更快地获得进入权力中心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祁同伟的结局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因素,任何获得都是需要付出的,他付出了爱情,也付出了生命,却没有换来幸福,这不能不让人唏嘘,其实那个一直生活在孤鹰岭上当年救了他生命的那个老人,或许才是幸福的,而那个心中一直留着“我在马路边捡了一分钱”儿歌的祁同伟或许才是幸福的。

  《人民的名义》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打破权力场的怪圈,怎样才能将权力装进笼子里,让所有身在权力场中的官员敬畏权力,甚至要敬畏财富,仅仅靠剧中所提出的同级监督恐怕难以奏效,我想通过还权于民,让权力受到全民全社会监督,而不是还权于官的方式,或许可以让更多人不再贪念权力,要让权力不再能带来财富,而只有责任与风险,那么就不会有人那么贪恋权力,就不会有人再去铤而走险地用权力去交换财富和美色,当然人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恋不会停止,既便像韩国一任又一任总统都因为贪腐而进了监狱,仍会有人前仆后继,但如果一味容忍官场的丛林化,那么会有更多像赵立春父子这样的人,像祁同伟和高育良这样的人铤而走险,倒在权力和财富的魔杖之下。

  《人民的名义》进入了大结局,剧中人物各自有了自己的命运归宿,但对社会来说,社会不公仍然存在,贫富差距仍在加大,在资本与劳动的对比中,资本更容易获取财富并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劳动却越来越变得廉价,如果社会一直鼓励资本光荣而劳动卑贱的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是不会变得更美好的,社会的丛林化会依旧。

  要改变社会靠权力,靠父辈的权力和财产获得社会地位的观念,要鼓励大家通过劳动和奋斗去改变命运,要敬畏权力和财富,不仅要对自己负起责任,而且要对社会和国家负起责任,这样才会活得有幸福感、使命感、光荣感,人生不在于你活得有没有权,也不在于你是不是富豪,而在于你活得有没有尊严和幸福。

  但愿赵立春、高育良、祁同伟、刘新建、陈清泉、肖钢玉这一茬贪官被割之后,不要再长出一茬贪官,否则这么一茬一茬地割下去,就会陷入历史的周期率。因此,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建设,官员财产申报,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让社会财富分配更能体现公平和公正,或许才是反腐败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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